二十年前,劉洪敏扛着45公斤重的水泥袋,一步一步踩過山路的樓梯,去深山老林裏蓋房子。不到一米六的個子,令她整個身體幾乎被重物遮住,從背後看,好似兩條小腿撐着巨大的水泥袋往前走。但她又是强壯的,坐在地上,一蹬腿、腰用勁兒、背着水泥袋站起來,轉身爬上樓梯。年長她20歲的老公揹不動,就跟在後面扶着。
二十年後,從荒野廢墟重生的蛤塘村,彷彿是隱於新界東北的世外桃源。兩層高的村屋搭在山坡上,畫著貓貓狗狗的壁畫鋪滿了墻面,正中寫著「蛤塘發記士多」。開放式廚房正對山路,在灶台上雙手握鑊鏟炒菜的劉洪敏,熱情地招呼路過的行山客來店裡休息。炊煙裊裊,從吊燈籠峰的半山腰昇起,遠方是吉澳與鴨洲蜿蜒的線條,勾勒出印塘海蔚藍的山水。
蛤塘與相鄰的梅子林、荔枝窩、谷埔等村落相似,清朝時客家人遷居至沙頭角半島,建屋開墾、耕田織衣;上世紀六七十年代香港製造業輝煌蓬勃時,村民又陸續搬到市區打工,或遠渡歐美謀生,直至村落凋敝、人走樓空;近二十年,部分村民懷揣對故土的眷戀,不忍家園破損,回流復村復耕。
但蛤塘的復村之路又與眾不同。原居民范運發與他的妻子劉洪敏,以及和他們一起生活的范運發老友「阿叔」,憑借「一家」之力,完成了復村的所有:從鋪水泥路、搬運建築材料、蓋房子,到挖水塘、開墾種植,被媒體稱為「愚公移山」。如今,發記士多成了蛤塘村的核心,也是整個村唯一有人居住、生火做飯、消費休憩的地方。去蛤塘,就是去發記士多,就是去找「發哥發嫂」。
更特別的是,劉洪敏承擔了復村重體力勞動中最艱辛的部分,而如今士多和田裡的大小事也由她一手操辦、拍板決定。在客家女性肩挑農業生產和家務勞動,又被排除於家事決策和財產繼承的常態下,這個貴州生長、台灣打工、又嫁到香港的客家「嫂仔」,以傳統客家女性的「吃苦耐勞」打破了「吃苦耐勞後自我犧牲」的性別壓迫,在「幫丈夫實現願望」的過程中自我賦權,以自己的意志決定如何把這片田園經營下去。
「以前復村的時候,我抱怨,他就不吭聲,因為沒我他做不了,」劉洪敏說,「現在我做什麼,他也知道要聼我的。」
復村
2005年,劉洪敏第一次來到蛤塘時,被眼前的大森林驚呆了。沒有路,她邁過細枝橫斜的灌木叢,跨過籐蔓纏繞的粗樹樁,穿過一片又一片森林,到達古樹環繞的半山腰時被告知,蛤塘到了,就在這裡復村。
「這下要辛苦了,」劉洪敏回憶當時的感受。
要先修路,才能運材料蓋房子,於是劉洪敏和范運發把梅子林到蛤塘的路挖了出來。接著,他們去海邊篩沙、去爛屋子撿磚頭、去沙頭角搬水泥。最難的是搬水泥,每次從沙頭角市鎮坐船運過來八袋,每袋45公斤,用小車從海邊一路推上山,至少四個小時。位於蛤塘下方的梅子林,附近的一段山路是長長的樓梯,小車推不了,范運發彼時50多歲了揹不動,就靠劉洪敏一袋一袋揹上來。
白天很熱,每一件衣服都濕得能擰出水,幹活的時候,汗水滴到眼睛上辣得疼。晚上也悶熱得厲害,他們睡在鋪在地上的硬紙板上,迷迷糊糊地扇著蒲扇。而有一年冬天又特別冷,休息時能燒柴取暖,但水泥凍出了冰渣,攪不動。
廢棄的村莊沒有自來水,舊時的水塘早已隱蔽於茂密的樹林中。劉洪敏和范運發一路往上砍了半個月的樹,終於找了水塘,但發現上面都長滿了樹,於是把樹砍掉,砍出水塘的形狀,然後挖了一條到村裡的引水渠,蛤塘才算通了水。
他們每週末下山一次,回沙頭角的家,給手機充電、採購一週的食物、揹上水泥、坐政府清潔工的船回村,如此每星期循環往復。那時沒通電,太陽能電池板的功率也帶不動雪櫃,他們就用油紙,把蔬菜和肉包起來、密封好,放在溪水裡,用石頭壓住,清冽的山泉水可以保持菜肉一星期不腐壞。
他們過著苦行僧般的生活,早上醒了就幹活,幹一天,晚上吃飯、洗澡、然後睡覺。沒有電視、手機沒電、也沒有娛樂活動。「好像和整個世界隔離了一樣,就我們三個人,」劉洪敏說。
「我當然不享受了,每一天都是辛苦,做累了的時候就想,幹嘛要這樣去做?但第二天早上起來,不做又不行,」她說。
「愚公移山」的生活也不被人理解。劉洪敏說,他們哼哧哼哧從山腳往上拖水泥時,附近的村民看到了,就在背後說風涼話,笑他們「神經病」,沒錢怎麼還自己跑到山上蓋房子。而當房子一間間蓋出來後,劉洪敏說,人們的反應就變了,見到他們都竪起大拇指,誇這對夫妻厲害、有本事。
「我要堅持的事,我就一定要做,再辛苦都要做,」她說,「慢慢做出來了,會覺得有一種成就感,因為別人做不到的,我們做到了,挺開心的。」
如果沒有來復村,劉洪敏和范運發還會在香港的市區打工,一個作老人看護,一個輾轉廠工、麵包師傅、廚房夥計,住在逼仄的房間裡,覺得「很窩囊」。來到山上,他們感到舒服、自在,連呼吸都順暢起來。
如今,這裡已經蓋起了三四棟小屋,還有供宿客娛樂的卡拉OK。園子裡種滿了蔬菜和果樹,荔枝樹、桃樹、鼕瓜、木瓜、南瓜,還有一茬茬豆苗。冬天,劉洪敏在貴陽老家的弟弟把家裡養的豬殺了,把豬肉帶到蛤塘,她再叫上幾個朋友們一起來村裡打邊爐。切幾塊肉放到鍋裡,加點她自己種的生菜、豆苗,一邊煮一邊吃,在氤氳的煙火裡喝酒聊天,靜謐的村落充滿了熱鬧的氣息。
夫妻
劉洪敏是陪丈夫來復村的。在媒體的訪問中,他們講述復村的動機:范運發在蛤塘生、蛤塘長,懷念小時候在這裡捕魚撈蝦的童年時光,對故土的眷戀令他不想放棄這裡。
但這種敍事不存在於劉洪敏。2005年,32歲的她在西環給老人做看護,而50多歲的范運發忙活著復村,范運發的妹妹怕哥哥一人搞不定,於是請劉洪敏去幫忙,並承諾開工資給她,但不久後妹妹就生病去世了。
沒有故鄉情懷、也很難說是為了賺錢,劉洪敏常用「愛情」、「妻子的義務」(雖然當時他們還未結婚)來解釋自己為何投身於艱苦繁重的復村勞動。「我必須要幫我老公,我不幫他,他做不了」,她說,「我有好多次想放棄了,因為沒有錢賺,又辛苦……(但)喜歡一個人,你就必須要和他去做這件事情。」
但她不認為自己是被老公「逼著」來一起復村的,强調是自己主動來幫他,只是動手做了之後發現「肩上的擔子越來越重」。她反復提到丈夫「不會做」或「做不了」復村過程中的重體力勞動,所以必須得她來挑起大樑。而她抱怨累、和丈夫吵架時,對方也因此默不作聲。
但丈夫的沉默持續到後來。六七年前,蛤塘士多早已建好,劉洪敏去山上砍柴時,樹幹突然倒下來,她躲閃不及,一條腿被壓在樹幹下面,大概是骨折了。她用籐條和布綁住腿,才勉强趔趄地走回家。回到家,丈夫對她一句也沒有問。「你哪怕說一句,『老婆你哪裡被打斷了我看看』,都沒有說,我挺傷心的」,劉洪敏說。
很多客人訂了第二天來吃飯,劉洪敏回憶,丈夫建議她「隨便弄一下就行」,她不同意,認為客人訂了餐,自己再痛也要做。但丈夫並未因此而下山幫她買菜,劉洪敏只能一瘸一枴走下山買菜,再一瘸一枴走上來。
「抱怨沒有用,因為我抱怨之後,他就說,『那你可以不做啊!』我真是要氣死了,」劉洪敏說,她希望丈夫和她一起分擔工作,而非兩個人索性都不工作了。「那我們吃什麼呢?」她問。
如今,蛤塘的日常,種地、施肥、拔草、買菜、做飯、洗碗,基本都由劉洪敏一人打理。她每天清晨六點起牀,晚上十點睡覺,期間幾乎一刻不停在幹活,「時間是不夠用的」。而范運發通常住在沙頭角,照顧他100多歲的媽媽,時常兩三個星期和劉洪敏見不著面。
「我都習慣了,想著他年紀大了,這裡只能靠我來經營,就算了,不計較了,」劉洪敏說,「但是心裡不舒服的地方就是,為什麼我們一個女人,做得事情比一個男人還要辛苦?」
家
劉洪敏被熟悉蛤塘的人們稱呼為「發嫂」,但這不是她本來的暱稱。人生的頭三十年,她被身邊人叫做「三妹」。
她在家裡排行老三,還有另外六個兄弟姐妹。在中國西南省份貴州出生、十歲就出省打工的她,輾轉福建、台灣,最終落腳香港。兄弟姐妹們也因外出打工而散落五湖四海,只有父母留在貴州老家。
新冠疫情爆發前,劉洪敏時常回大陸看父母,父母的生日、母親節父親節,都不落下。2020年疫情封關後,母親病危,劉洪敏在隔離的第四天等到了去世的消息。全家人都來過蛤塘,只有母親沒來過。她曾特地辦了港澳通行證,就為來看看劉洪敏一磚一瓦蓋的新家,但始終未能如願。
那次回家後,劉洪敏對同樣病危的父親說,「封關成這樣,你走的時候我可能回不來,我多留點錢,你要吃什麼就儘量吃。」父親說,他沒什麼可遺憾的了。父親臨走時,讓劉洪敏的弟弟妹妹打個電話給姐姐。視頻裡,父親張著嘴,好像要說什麼,但發不出聲音。半小時後就去世了。
「很遺憾的,覺得沒有送到他們,」劉洪敏說。
今年50歲的劉洪敏,有三個孩子,兩個和台灣的前夫所生,兒子在台北、女兒在旺角。還有一個女兒是她在福建領養的,別人生了女兒不要,她就抱回家裡作自己的女兒。女兒成長的時候,家裡沒錢,高考考上福建師範大學後,怕劉洪敏供不起,就沒去讀,和人結婚生子。但在孩子兩歲時,女兒突然對劉洪敏說,「媽媽我想去留學」。劉洪敏那時在蛤塘蓋房子,沒有積蓄,就去借高利貸,供女兒去日本讀中專,再升大學,如今已在日本九年。
家裡人散落五湖四海,聚少離多,為數不多的交流就是打視頻電話。「他們看看我,我看看他們,就行了,」她說。
從小四處漂泊,打工掙錢,讓劉洪敏對「家」沒有太多掛念。人生中最長的時光是在香港度過的,但她帶著普通話口音的粵語、以及在市區打工時見到的歧視大陸人的眼神,讓她難以認同自己也是一個香港人。相反,她說村裡的人們「有情有義,有人情味」,縱使蛤塘就在香港,她也只認為自己是一個「蛤塘人」。
為我們準備飯菜的間隙,她伸手指了指腳下的土地,然後說:「這裡就是我的家,是我們一起蓋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