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走訪沙頭角的各個村落時,不時都會從在村內進行各種活動的人口中,聽到「復村」這兩個字。無論是居於村內的原居民與新居民,又或是正於村內實行各項計劃的不同團體,甚至是村里故事這個計劃的職員與參加者,彷彿都默認了「復村」是個大家應該共同努力的方向,要斟酌的只是實踐的方式。
然而事實上,在眾多的村民當中,是否人人都想「復村」?眼前「復村」路上所面對的一切困難,又是否單純只是基於欠缺資源所致?
說到「復村」,討論似乎就應以「村」為單位,不過在考察中所聽過的「復村」故事裡,這個念頭及隨之而來的行動,往往都源於一些村民個體自身的願望。蛤塘的發哥發嫂開發自家的荒地、梅子林的村長動員義工復耕、鎖羅盆的村長籌款建樹等,似乎都是先由自己走出第一步,最初難以稱之為村內達致共識後的集體決議。
以「村」為規模行動的困難在於,不少居民早已移居他區甚至海外,親身回來回應「復村」議題的,只佔少數。即使是無須付出任何成本與風險的工程,例如在梅子林修建公用的道路時,也是透過WhatsApp收集海外村民的簽名,再轉交當局進行工程。
在谷埔,雖然有被其他村民戲稱為「首富」的村民自資幾十萬修葺物業,但亦只限於在自己家族原有的資產上動工,卻未有出現併購他人田地的「地主」,亦未見有發展商注目,各村業權依然大多分散在不同人的手中。大力推動「復村」的村民,只能透過自身的人脈爭取授權,不過並非每次都能成功。
梅子林的村長曾分享過一個例子,業主身在外國,即使有村長身先事卒,亦未能接受自己在不回港的同時把房子交予外來團體復修,最後只肯把房子租借給村長擺放工具。即使不用自行負擔費用,獲得免費的修葺,亦不見得村民就要必然同意。未能大規模「復村」,從來不單單是錢的問題。
縱然「復村」的進度各異,但幾位村長都不約而同地表示,無論村民是否仍然會定期回村進行活動,把田地轉售予他人的情況均是甚少。不過,許多田地其實都不在現存的村民名下,在具法律效力的業權文件上所寫的仍是祖輩的名字,大部分村民根本沒有去處理遺產繼承的手續。
有銳意復村的村民苦於未能得到鄉里的授權,無法在自己所屬的村內擴大修復的規模,另一邊廂,蛤塘的發嫂卻礙於人手不足,即使有親戚願意授權給他和發哥打理自己的田地,他們亦只能婉拒。鎖羅盆的村長也透露,在2007年時曾經在村民之間籌了高達八十萬的資金,在本來的梯田間種了龍眼與荔枝樹,但因欠缺人手打理,最終也落得凋零的結果。
鎖羅盆的村長坦言,自己以前也相信保護主義,但經年累月下,知道有心有力參與「復村」的原居民人數有限。村長本人開始接受外來人入村居住,但亦認為要如何說服其他村民,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仍然與村落保持實體連繫的原居民的人數固然不多,然而即使是這些村民之間,亦不見得目標一致。
在荔枝窩的傳統客家建築群中,有一處房子的外圍裝修顯得較為西式,在屋頂亦髹上了天藍色的油漆,與旁邊一眾的灰褐色瓦頂相異。在整條村的一致性而言,它無疑是格格不入的。然而,不假他人之手自行出資修繕在村內的物業,卻恰巧亦是一種「復村」行為的體現,甚至可說是一種比依靠外來資金更為理想的模式。他日即使有村民拆掉舊建築改建西式洋房,又是否應被受批評,而誰又有話語權去批評他呢?
在梅子林有一片柑桔樹,種於由各家門前湊合而成的農田之上,村民們願意提供位置讓義工們耕作,未有計較哪棵樹屬於自己。柑桔的收成亦沒有對外銷售,只是在義工之間互相分享,村長更笑說這是分「柑」同味。這無疑是一種和平相處的理想狀態,但要在各處達致這種共同「復村」的模式,恐怕仍然困難重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