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不同的環境風貌，對地方的風俗文化起到重大影響。直至二戰之前，香港新界的經濟以漁農業為主，村人莫不善用周遭環境的天然資源以謀生。比如說，在沙頭角一帶，海岸線長而早期可供耕種的土地不足。村人除了在山谷低地開墾農田，以種植多種品種的稻穀。這些稻穀一般品種比較多樣化。時至今日，當我們到村中訪問長者，他們尚記得絲苗、黃殼齊眉、花腰仔等較為著名的品種。
此外，村人亦會多少種植糯米，用來製作各類糕粄（客家茶果）和糯米酒等以自用。由於平地耕地不足，山上也佈滿了村人開墾的輋地（梯田），視乎灌溉情況而種植稻穀或者番薯、粟等旱地作物，並且在村範圍種植蔬菜、周圍種植龍眼、荔枝等嶺南果樹等，僅用作自給。同時，每家每戶都會養少量雞、鴨以及一至兩頭豬，養成後統統可以賣錢。逢年過節時，村人會在家中屠宰家禽以作祭祀，祭品則稍後成為整個家庭在年節時候主要的肉食。至於豬隻，從我們的口述資料所知，起碼在五十年代之後，豬並不會在村中屠宰。以沙頭角為例，較偏遠的鄉村要搭船將豬送出去沙頭角，陸路可達的鄉村則可安排「豬肉佬」到來運走，屠宰後在沙頭角墟的肉枱出售。以上，筆者勾勒了鄉村經濟生活的主要輪廓，接下來將結合口述資料，介紹其他曾經出現過的鄉村副業。
緊靠海岸的客家村落，有海邊之利。現時（2022年）的鎖羅盆村長黃興祥先生就憶述上一輩不時出海捕魚以補耕種的不足，曾經有大小漁船共廿六多艘（So Lo Pun history PPT slides, 7）。又例如在南涌，老一輩，目前達七八十歲的村民，小時候在退潮時就會紛紛走到海邊去採集海產，有各類魚、蝦、蟹、蜆、螺、蠔、白炸（即水母）等等，自用或者拿去附近的墟市售賣。當時的尋常食物，成為今日的珍饈。童年成長於戰前三十年代的長輩，小時在山上放牛，更會順便收集稔仔等野果，跟岸邊的水上人交換魚來吃。至近代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新界各地興起淡水魚的養殖，舊有稻田開闢成魚塘，此等風景在沙頭角地區南涌可見。偏遠至鎖羅盆，在1974年亦有村民黃冠軍明（時任村長）投資三十萬港元在村中近海位置開發魚塘，以振興鄉村經濟，可惜無助鄉村人口進一步的人口減退以及衰落。
每家每戶的婦女出門割草、砍柴是早年新界尋常不過之事。戰後1947年，英殖民地政府為展開港九新界的植林計劃，以村落為單位發出一張或更多的松山牌照（forestry licence），並製定可供砍伐柴薪的範圍，每年繳納每畝地一角錢的牌照費用（Hase 2013, 68）1。之所以叫「松山牌」是因為英政府鼓勵村人種植馬尾松——一種耐貧瘠的本土樹種——以迅速覆蓋水土流失嚴重的山頭，同時允許村民有限度地砍伐其樹枝作柴薪用。採集得來的柴薪及乾草，如有剩餘，村人可以賣出去沙頭角墟。當時陸上鄉村人除了煮食、燒製石灰，新界各地水上人以船為生，烘船底（breaming）等工作都需要用到乾草以生火（Strickland 2010）2。眾多客家婦女每天要盤山越野，赤腳肩挑柴薪和乾草以支援家庭生計。
從以上種種，可知當年新界村落生活之艱苦，以及農村人依賴自然環境而活出來的生活智慧。
（這裡所指的香港新界客家人，泛指十七中葉以降、清初遷海令撤銷之後，從廣東、福建沿岸遷徙到當時廣東新安縣生活的移民。當時包括今日新界全版圖的新安縣，不少最肥沃平坦的土地已經為遷界前在此置有田產，或者先來一步的人們佔據，是以他們只好在較為偏遠的山區而人煙罕至的地方落腳。至十九世紀末，新界的客家人口發展迅速，與本地人口旗鼓相當。據《1911年新界殖民地人口統計報告》，本地人口47,990人，客家人口44,374人，可想而知客家人的力量在新界可謂舉足輕重。）
1 Hase, Patrick. 2013. Custom, Land and Livelihood in Rural South China: The Traditional Land Law of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1750-195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2 Strickland, John, ed. 2013. Southern District Officer Reports: Islands and Villages in Rural Hong Kong, 1910-1960.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